韩琮

　　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荫成始放红。

　　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

　　名移兰杜千年后,贵擅笙歌百碎中。

　　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

　　韩琮曾先后写过两首牡丹诗,第一首专咏牡丹未开者,这一首则描写盛开后的牡丹,堪称为歌咏牡丹花的姊妹篇。这两首诗尽管着眼点不同,写法各异,但立意则是一脉相承的——都旨在借咏花以表现诗人对人生的看法。

　　“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成荫始放红。”起笔两句巧妙地交待了牡丹的开花时间晚于桃杏。当桃红杏粉、争妍斗艳、春风得意之时,牡丹却无意苦争春色,只是默默地承受阳光,吸吮雨露,潜滋暗长;待到春深叶茂,百花盛开之后,它才开始含苞吐蕊,竞相开放。诗人拈来“不争”二字,赋予牡丹以人的高洁秉性,赞扬了牡丹不慕虚荣,不图名分的美好品格。牡丹的这种美德,曾经赢得不少文人骚客的称赞。据《事物记原》记载,武则天称帝之后,曾诏游后苑,令百花俱开,以示欢迎。其它花神都唯命是从,提前开放,唯独牡丹执意不肯向这位女皇献媚取宠,改变花期。则天皇帝一怒之下,将牡丹驱出长安,贬于洛阳。据说,从那以后,洛阳牡丹才名冠天下之首。可见,牡丹不仅芳姿艳色高出群葩,而且谦逊诚实,劲骨刚心亦远甚万卉之上。

　　第三、四两句,诗人运用了拟人、夸张和反衬等多种写法,尽力渲染牡丹色泽艳丽、馨香袭远的特点。“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清晨,牡丹蓓露初绽,娇艳瑰丽,露珠欲滴;而这滴滴露珠儿,竟来自遥远的金铜仙人仙掌上承露盘中! 当夜暮降临大地的时候,牡丹花醇香四溢,惹得阵阵晚风袭来,把那浓郁的芬芳送进了闺阁华堂深处。诗人运用他那点石成金之笔,极力烘染,仿佛从天而降的晨露,穿堂而过的晚风,也被牡丹的香色摄去了魂魄,变得一往情深而不能自已,从而把牡丹的国色天香形容曲尽。

　　牡丹被誉为国色天香,始于唐朝,并非古来如此。“名移兰杜千年后”,一语道出了百花王国中历史的衍变更替。“兰杜”是我国古代人民对香草的总称,从晚唐上溯千年的战国时期,正是兰杜名满天下之时。据《左传》记载:春秋末期,“以兰有国香,人服而媚之。”郑文公就曾用“兰”给他的儿子命名。在屈原《离骚》中,兰蕙,杜衡以芳香圣洁而赢得了诗人的赞誉,成为美质的象征。而牡丹最初只不过是一种荒山上的灌木,南北朝之前尚名不见诗辞文赋之中。北齐之后,才渐渐有人移植栽培牡丹,隋唐之后始盛行于天下。当时,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嗜牡丹成癖。每至春杪,牡丹园内、魏紫姚黄,竞相开放,京洛一带,车马若狂,一株牡丹竟价值几万,真可谓“拔类万伦,国香欺兰”(唐舒元舆《牡丹赋》)了。从此,牡丹以其绝世色香取代了兰杜的盛名,成为国人公认的名贵花卉。

　　“贵擅笙歌百醉中”。诗人运用拟人手法,形象地再现了牡丹“各移兰杜”,成为“国色天香”之后,尽情歆享荣华富贵的盛况。“笙歌”也写作“声歌”,一般泛指歌舞升平景象。隋唐之后,帝王嫔妃,豪门显贵,往往把牡丹花圃当作他们歌舞醉酒的游乐场地。据《杨妃外传》载:唐玄宗开元年间,这位风流皇帝携杨贵妃于沉香亭前置酒宴,赏牡丹,并诏令李白进《清平调》,命李龟年率梨园子弟抚丝竹歌舞,可谓显赫一时,盛况空前。李白诗中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的名句,从此,笙歌醉酒赏牡丹就成为达官显宦们风靡一时的雅好。唐代舒元舆写的《牡丹赋》描写这种景况时说:“有酒如渑,万坐笙歌,一醉是竞,莫知其它。”足见他们癫狂到何等地步。

　　牡丹生性娇乖,经不得日晒雨淋,往往午前尚千姿百态,午后就披离垂落了。“如梦如仙忽零落”,赏花之人正惝恍迷离,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梦中仙境一般的时候,却蓦地发现牡丹花已零落凋谢了。“暮霞何处绿屏空”。收笔陡然跌落,使人读了如入万丈深渊,不禁怅惘凄然。“暮霞”诗中代指艳如晚霞的牡丹花。那风姿绰约,香色迷人的牡丹花如今哪里去了?眼前怎么会突然变得绿肥红瘦,树丛空空?这最后两句诗“点叙有景,寄托有情”(潘修辅《养一斋诗话》),不仅烘染出花落叶空、人去园寂的凄凉景象,也暗含着诗人对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的愤然不平,和前两句诗形成了鲜明对比,暗示着牡丹虽然能“名移兰杜”、“贵擅笙歌”,却无法改变花开必落的自然法则,逃脱不了凋零飘落,遭到冷遇的凄惨结局。

　　清人冐春荣在《葚原诗话》中说:写诗要“以体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话,而有弦外音,味外味,神气超远。”韩琮这首诗虽只着笔于牡丹的花开花落,但诗的含义是深远的,留给人们的回味是无穷的。诗人的无限感慨岂止发自花鸟虫鱼?时间的流驶,观念的更新,社会的沧桑变化,人生的浮沉升迁,都溢于言外而由读者自己去联想品味。而且,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联想:青年男女可以想到年华易逝,青春难驻,忧国志士可以想到国家兴亡,亡国之君可以想到当年的繁盛,国破后的凄惶,官宦之徒可以联想到命运多乖,仕途的坎坷。诗人韩琮虽有幸进士及第,官至湖南观察史,扬名一时;但最终因为同部将不和,被排挞落魄,失官无闻。“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吴乔《围炉诗话》)。这首牡丹诗大约写于韩琮失官之后,诗人由牡丹花开之繁盛,花落之凄楚想到自身官宦生涯中的荣辱得失,因而借咏花以抒发内心久积的郁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官场角逐中失意之后,不甘失败又无可奈何的忧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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