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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送别诗。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送别诗多得难以数计,而这首诗却最负盛名,一脱稿,就被配上乐曲(又称《渭城曲》、《阳关曲》或《阳关三叠》),到处传唱。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的“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对酒》诗的“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刘禹锡《与歌者何戡》诗的“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的“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都告诉我们这首送别诗的影响多么深远。
全诗四句。一、二两句只写地点、时间和景物,而送行之意,已跃然纸上。“渭城”,即秦时的咸阳城,汉代改称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渭水之阳,乃是汉、唐时代从长安到祖国西北边疆去的必经之地,因而那里就有供旅人寄宿的“客舍”。元二奉命出使安西,当然是从长安出发的;作者那时也在长安作官。诗人不写长安,而写“渭城”“客舍”,则送行之远,情意之殷,都见于言外。那个“朝”(早晨)字也不宜轻易放过。从长安到“渭城”,很有一段距离。送行之地是“渭城”“客舍”,而时间则是早晨,表明诗人从长安送元二到渭城,还不忍分别,就在“客舍”里住了下来。住了多久,不得而知,但至少是一个夜晚;其依依惜别之情,见于言外。正像俗话所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如今已是早晨,元二不得不趁早出发了!凑巧,一阵“朝雨”,压下了“轻尘”;“客舍”外面的杨柳经过雨洗,一片青翠,道路干净湿润,景物清新可喜,朋友们不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分手了吗?可是不然。
三、四两句,抒写好友之间依依惜别的真挚情谊:使命在身,势难挽留,分手在即。此刻,诗人再也没有旁的话可说了,只好又斟上一盅酒来劝慰行人:“老兄!再干一杯吧!”这儿妙在下了一个“劝”字和一个“更”字,说明对方早已推说不能再喝,而主人还在“劝”他喝,屡劝屡喝,最后,还“劝君更进一杯酒”。为什么?就因为“西出阳关无故人”啊!“阳关”,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元和郡县志》说,因为它在玉门关之南,所以称“阳关”,它既是古代自中原赴西北边疆的必由之路,又是古人意念中的内地和边疆的一个地理分界。诗题为《送元二使安西》,安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远在“阳关”之外。诗人不说“西至安西无故人”,却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就留下一大段“潜台词”:老兄,一出阳关,你便再碰不到旧相识了;更何况你还要越走越远,直到安西去呢……别离的凄苦,友谊的真挚,都得到了曲折的表现,令人回味无穷。
现在,再回到一、二两句上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就景色而言,这是清新宜人的。表现离别的凄苦,一般用凄苦的景物加以烘托,杜甫的《新安吏》中的“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就是一例。王维在这里用了另外一种手法,即“以乐景写哀”。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他举的“以乐景写哀”的例子是《诗经》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王维此诗的一、二两句,在艺术构思上也许受了“杨柳依依”的启发,但又另有新意。“朝雨”初过,“轻尘”不起,柳色青青,景色如此清新宜人,那么朋友们在一起,该多好!然而元二却要远去,怎么能不平添惜别之情!这是一层意思。元二要到阳关之外的“安西”去,那里的景物又如何呢?王之涣的《凉州词》里是这样描写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么,元二“西出阳关”,不仅是“无故人”,就连“朝雨浥轻尘”,“青青柳色新”的自然美景,也无法看到了!这是又一层意思,很清楚,正因为有“乐景”的烘托,下面抒写的惜别之情才格外感人。
元二其人,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却经历了一千二百余年的考验,至今还脍炙人口,说明它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首送别诗究竟凭什么打动了当时以至尔后那么多读者的心弦呢?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有段话可供我们参考。他说:“作诗不可以意循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
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
一是作诗“以辞达意”,就可以流传。“以辞达意”,就是语言为表达思想感情服务。这首诗通俗如话,不事雕琢,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就产生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试想,老朋友话别,如两人都“以意循辞”,一味追求词藻的华丽或典雅,肯定不是迂腐便是虚伪,怎么能以己之情动人之情呢?当然,李氏所说的“以辞达意”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达”“前所未道”的“意”。人人有此“意”,但谁也没有恰切地表达出来,一旦恰切地表达出来,就恰如人人所欲言,自然会引起心灵的共鸣,这“方可谓之达”。从汉代以来,祖国内地和西域的交往便日益频繁,到了盛唐,西面边疆远伸到亚细亚西部,在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设有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因而从中原到西域,不仅有许多商贾和军士要通过阳关古道,而且政府官员和都护府幕下的工作人员也要通过阳关古道,奔赴自己的目的地。当他们出发之时,总不免要与亲友话别。这一幕,在历史上不知重演过多少次,而直到王维,才将这种情景提炼成一首语意新鲜、感情深透,能表达千百万人共同思想情绪的绝句来。难怪“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来有些诗人作的咏别诗,虽颇费心力,却“不能出其意之外”,因而也没有艺术生命力。这里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记取。
二是“可歌咏”。诗歌与散文不同,它应该有音乐性。可以谱曲歌唱。王维的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如果没有音乐性,不适于配曲,就不可能到处传唱,历久不衰。
最后还应该一提的是,由于古代交通困难和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离开内地到安西那样辽远的地方去,人们便自然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惜别之情,就像王维在这首诗中表达的那样。而现在,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风貌的改变,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所表现的凄凉情感已同我们产生了很大距离。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首诗,仍将以它卓越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永放光彩,为后代人所学习和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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