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过事迹材料吧，借助事迹材料可以很好地体现先进对象的先进思想、精神，以及特定的时代特征。那么事迹材料怎么拟定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家风家训事迹材料，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风家训事迹材料1

　　尽管已经83岁高龄，住进了县城的楼房，儿媳孝顺，可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的樊桂英老人还是常往郊外的老房子跑，补墙擦窗、浇花种菜。每逢周末，儿孙们也是齐齐地来到这里，陪老人一起打理着承载家庭回忆的“根据地”。

　　在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中，有省里的“三八红旗手”，有光荣的人民教师，有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培养和教导他们的樊桂英老人，虽然出身农家、没读过书，却能在生活中言传身教，使四世同堂的36口之家形成了崇德向善、知恩图报的淳美家风。不仅樊桂英老人本人被评为吉林省道德模范、“吉林好人”，她还带领儿孙们赢得了全国“最美家庭”的荣誉。

　　“只要儿女有书读，苦也是甜的”

　　“我一出门，总得向人家打听‘这上面写的啥，那墙上贴的啥。’”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到衣食无忧、生活安稳的今天，83岁高龄的樊桂英心里装着沉甸甸的满足，唯独遗憾没读过书、不识字。“一定要让孩子们读书识字，做有文化的人”，樊桂英说这是她一生的信念。

　　1962年，14岁的大女儿面临辍学务农，樊桂英和丈夫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从内蒙古举家搬到300公里外的吉林省通榆县向海乡新兴村。

　　全家人成了外来户，没有土地，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丈夫多病，樊桂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做起了“和大泥、脱土坯、垒土墙、打草捆”的泥瓦匠，用血汗换来的收入供子女读书。樊桂英说：“只要儿女有书读，苦也是甜的。”在樊桂英的感染下，儿女们不但成绩优异，还利用课余时间挖草药、捡牛粪、搂柴火，补贴家用。

　　为了让孩子们继续读高中，1980年，樊桂英带着全家搬到通榆县城郊区。她夏天卖西瓜，春秋打工，冬季卖鞭炮，终将7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小儿子还读了研究生。孙辈们更是不乏高才生，硕士学历1人，本科学历17人，专科生5人；全家培养出国家公务员9名，事业单位人员8名，军官2名，个体工商业户7名，在读大学生4名。

　　生活小事中透着做人的大道理

　　由于长期高负荷劳动，1979年冬天，樊桂英的脚后跟长起了“骨刺”。为了不让孩子们辍学，她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坚持劳动，直到脚底的“骨刺”被活生生地踩弯。她常常叮嘱孩子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不怕人不敬，就怕己不正”。

　　在樊桂英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果然不负希望。大女儿多次被评为吉林省优秀组工干部、三八红旗手。二女儿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三女儿和小女儿两家经商诚实守信、依法纳税。四女儿一家三口，都是国家公务员。第三代的孙辈们工作于市、县各级机关单位，其中二女儿家的儿子儿媳还就职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1992年，樊桂英的老伴患病住院，樊桂英为老伴翻身、按摩身体、端屎端尿。在她的`带动下，儿孙们自觉地往医院跑，轮流值班。在长达5年的陪护中，一家人默默地展现出不间断的爱与孝。

　　1997年老伴去世后，樊桂英告诉孩子们：“你爸虽然没了，但这个家不能散，你们一定要像你爸活着时一个样。”从那以后，这个大家庭更加和睦，事业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帮助，儿孙们的小家庭个个和美。

　　“给人是幸福，欠人是受罪”

　　尽管已经年过八旬，樊桂英还是坚持年年回向海乡新兴村，看看当年自己困难时帮过忙的老邻居，为他们提供帮助。

　　“姥姥没工作，也没社保，子女们给她的钱舍不得花，给她买的衣服也舍不得穿，都攒起来捐给社区的困难户。”樊桂英的外孙女焦雯倩说，“姥姥常说‘给人是幸福，欠人是受罪’。”

　　樊桂英身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品质，影响着整个家庭。从县委组织部退休的大女儿常年不留姓名做好事；在农村和郊区工作的小女儿，不仅乐于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还自掏腰包长期资助多名孤儿；在民政部门工作的大儿子除了访贫问苦干好本职工作外，更不忘帮助低保户和贫困户。小儿子拿出7万元资助就读于东北电力大学的一名贫困学生，直至其参加工作。

　　在樊桂英的教育下，整个家庭都主动承担起社会担当，长期资助6名孤儿。截至目前，这个家庭通过捐助、救济、资助等渠道，累计向社会无偿贡献资金60余万元。

家风家训事迹材料2

　　詹天佑（1861—1919年），生于广州市荔湾区（原广州府南海县），是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他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筹划过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礼、新易、京张、粤汉等线，成绩斐然。他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奉献了一生，并教育子女要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形成了奉献国家、廉洁自律、勇于创业的好家风。

　　婉拒两个儿子“官费”出国留学

　　1914年秋，正在担任粤汉、粤川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接到北洋政府的一个通知：批准他的两个儿子“官费”出国留学。看到通知，他并没有感到高兴，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当天晚上，詹天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想，别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都是自己出钱。现在，我的两个孩子出国留学，却是“官费”留学，还不是因为我对祖国的铁路事业做了一点点贡献。要是因为自己对祖国做了一点点有益的事，又有一定的地位，就可以让子女得到特别的照顾，这不仅对国家不利，对孩子的成长也没有好处。

　　于是，他婉言谢绝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坚持用自己的薪俸，支付两个孩子留美八年的一切费用。

　　不能只顾个人，要多为国家着想

　　两个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有单位要用高薪聘请，詹天佑不同意。他对孩子们说：“我送你们出国留学，不是要你们回到祖国做高官、拿厚禄，而是要你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些有益的事。我看，你们不要到别的单位应聘，我身边正好很需要人手，你们就在我身边工作吧。”

　　当时，在詹天佑身边工作的，还有几个和他儿子一起回国的同学，每月的工资有一百多元。而詹天佑只给他的两个儿子七十多元的工资。同样的学历，又做同样的工作，可工资收入却不一样，相差都快一半了。有人为他的两个儿子打抱不平，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两个孩子也觉得父亲做得有点太过分，闹起了情绪。

　　詹天佑知道后，十分恳切地对他们说：“不是因为你们工作得不好，而是因为你们俩是我的儿子，要求要更严一点。对自己的孩子徇私是不好的。你们要知道，国家目前有困难，我们不能只顾个人，要多为国家着想。”

　　不占用一分公款

　　詹天佑子女较多，原来的住房较为拥挤。政府为了照顾他，在张家口为他安排了一幢寓所，并用公款为他家添置了一些家具。詹天佑知道后，觉得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也算是对他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奖赏，他很领这份情。但他又觉得，这样对孩子们的影响不太好，怕他们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于是，他要来清单，照单子付清了用款，不占用一分公款。不久，考虑到詹天佑工作的需要，铁路局为他买了一辆汽车，供他个人使用。为了节省公款，他谢绝了，而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辆马车，供自己工作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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